延福宫。
宋徽宗正在阅读《大学章句疏义》，嘉王赵楷在旁边坐着，蔡京亦被皇帝赐座。
而王黼、李邦彦、梁师成等人，则静静站于周围。
梁师成造海船的任务已完成，前阵子回京复命。宋徽宗本想让他驾船出海寻仙，梁师成直接装病不起。
皇帝知其害怕，也懒得拆穿，改派别的心腹太监，率领道士、禁军、童男童女前往杭州登船。
十多分钟就把书看完了，宋徽宗问道：“有何不对之处？”
蔡京说道：“此洛学也，颇多二程之言，譬如格物致知。”
宋徽宗却说：“格物致知，乃孔夫子遗言，怎成了二程说法？”
蔡京说道：“我朝儒士，对此众说纷纭。便连二程也有分歧，朱铭的格物致知，分明是引自程颐。”
蔡京不仅带来了《大学章句疏义》，还带来一本《道用策》。
宋徽宗不置可否，转而阅读《道用策》。数学、农学、物理等内容，他全部跳过不看，只读书中的理论文章，半个小时不到便已读完。
读着读着，宋徽宗就笑起来：“这个朱铭做学问，就像煮杂粥一般，他不止引用洛学，还引用了许多新学。洛学为本，新学为用，能揉在一起也算难得。”
宋徽宗可不止会搞艺术，他本身是有儒学根基的，居然能一眼看穿朱铭的底细。
事实上，除了王安石故意牵强附会、歪曲经义的部分，新学和洛学在学术上并没有太大冲突。
就拿格物致知来说，新学和洛学是大致相通的。
分歧当然也有，就连程颢、程颐兄弟之间都互有分歧。
王安石的格物理论，反而更接近程颐。
程颐认为，格物有外物和性分的区别。
外物，即人对事物现象的固有认识。比如看到冰就知道是寒冷的，看到父子就联想到孝顺。（事物的表象特征。）
性分，即事物现象所蕴含的深层次道理。比如冰是水受到阴气影响所化，阴气郁积所以很寒冷。孩子孝顺父亲，有更多人伦道理等等。（事物的内在规律。）
程颐的观点是，格万物而穷万理，万理相通是大道。更注重理论总结。
王安石虽然没有明说，但也在格万物而穷万理，只是各种道理没有串联起来。更注重实践效果。
程颐还对此进行吐槽，大概意思是说：“王安石年轻时牛逼轰轰说自己能格物穷理而归一，后来做学问却自我否定，晚年的学术成果更是支离破碎。”
朱铭启发陈渊撰写的《格物论》，既注重理论总结，又注重实践效果，等于把程颐和王安石相结合。
所以，宋徽宗说朱铭在熬杂粥，洛学取一点，新学取一点，扔在锅里一起煮。
蔡京坐在椅子上没动，右手抬了抬。
蔡攸立即捧出别的罪证，正是朱铭在金州州学的讲学内容摘抄。
宋徽宗仔细看完，脸色终于变得不悦。
王安石注有《礼记要义》、《礼记发明》两本书，朝廷推广的是前者，蔡京故意雪藏后者。因为后者多有“妄言”，好些观点极为激进，甚至可以称得上忤逆。
宋徽宗没读过《礼记发明》，即便读过，看了朱铭的讲学内容也会生气。
因为王安石再忤逆，也不敢直接说出来，只是启发读者去想。类似戳破了窗户纸，让读者可以窥探。
朱铭则明明白白讲出来，等于一脚踹开大门。
“好个君赠无禄之臣曰献，好大的胆子！”宋徽宗是被触到逆鳞了。
他疯狂推崇道教和道家，除了自己确实喜欢之外，更是要构建自己的法统权威。
他承认朱铭讲得有道理，且《礼记》的本义，多半就是朱铭讲的那样。但是，绝对不能说出来，更不能讲给士子们听！
正因为讲得有道理，宋徽宗才确信是朱铭讲的，并非蔡京父子胡乱诬陷。
按照传统的注解，那句话给出了花石纲的合理性。即无禄之臣，有好东西也该献给君主，官员百姓进献花石纲是应该的。
而朱铭把经义解释一改，花石纲就背离了仁政，官员进献花石纲就成了残民！
蔡攸默不作声，把朱铭的几首诗词献上。
配合着讲学内容，再看朱铭的后续三首诗词，宋徽宗瞬间明白是啥意思。他钦点的探花郎，他重用提拔的臣子，居然写诗暗讽自己，把他比喻成晚年昏聩的齐桓公，甚至使用“在床尸”这种词句。
写给李师师那首词，还在暗示继续乱政，大宋有可能会亡国。
“朕是在床尸啊！”宋徽宗已经怒极。
嘉王赵楷已经看完《大学章句疏义》，此刻正在读《道用策》。他虽然天资聪慧但对洛学不了解，实在看不明白其中关窍。
干脆不读了，从皇帝手里接过讲学摘抄内容。
扫视几行文字，赵楷义愤填膺道：“臣赠君曰献，君赠臣怎能是献？此人目无君上，该当重重责罚！”
宋徽宗对随侍太监说：“拟旨，禁毁《大学章句疏义》、《道用策》，胆敢私藏、传播此二书者，终身不得参与科举。已有官身者，降官贬职。金州知州朱铭……”
李邦彦等人屏气凝神，等着听皇帝发落。
朱铭是文官，而且是朝官，宋室优待士人，不能一杆子将朝官打死。
特别是以言获罪者，在处罚的时候要留有余地。
思虑许久，宋徽宗说道：“金州知州朱铭，特降六官，贬为知县！”
特降六官，朱铭的寄禄官就降为承务郎，从朝官变成最低级的京官。
好歹还保住了京官的官身，没有直接变成选人。
蔡攸心情愉悦的离开皇宫，中途派人去找吏部侍郎孟揆。
皇帝只说把朱铭贬为知县，却没有讲明贬到哪里。而且，朱国祥并未受牵连，朱铭还有起复的机会，得弄个好地方让朱铭待着。
傍晚，孟揆到蔡攸府上拜见。
孟揆是《东京梦华录》作者孟元老的亲大哥，再过两年还会主持修建艮岳。
他爹孟昌龄，是蔡京的得力干将。
孟昌龄虽属奸党，却也是一个能臣。其建造永久性浮桥，解决了东京黄河两岸，涨水期的商旅来往问题。另外还督建了几条运河——虽然都是为了收税和运送花石纲，但确实也方便了交通。
孟揆问道：“寻个偏远小县如何？”
蔡攸说道：“最好是又穷又偏，还容易生事的小县。”
孟揆计上心来，笑道：“可为黎州汉源知县。”
“着啊！”
蔡攸拍手大赞：“君堪大用也！”
黎州属于上州，并非户口有很多，而是边疆战略位置重要。
但是，黎州仅有一县，即汉源县。下县，很穷。
黎州境内，汉人不足3000户，约16000人左右。又有熟夷3000户，约18000人左右。
剩下的全是生夷，总数三四十万人。
生夷部落，动辄互相攻打，甚至跑来劫掠汉民。
也即是说，朱铭去了之后，属于附郭知县。整个州就那一个县他啥事儿都不能做主。汉人和熟夷加起来就三四万，却要面对周边三四十万生夷。
油水都是知州的，跟朱铭没半毛钱关系，出了事情却要共同担责。
蔡攸说道：“李道冲办事得力，给他寻个好差遣，我择日便让人举荐。”
对于朱铭的处罚，很快就传遍京城。
之所以传得那么快，纯粹是因为学禁。
“道用”之学被斥为禁学，《道用策》、《大学章句疏义》被列为禁书。
这种事情，已经十多年不曾发生，上次出现还是禁止洛学和蜀学。
太惹眼了！
朝廷绝大多数官员，东京绝大多数士子，正是因为朝廷的禁令，才知道还有什么道用之学。
所有的读书人，都感觉不可思议。
这名不见经传的道用学，居然能够引起皇帝重视，居然能够获得与洛学、蜀学同等的待遇。
于是，官员和士子们互相打听，道用学究竟是啥玩意儿。
蔡京还派遣差役，到太学里面搜书，接连搜出好几本手抄《道用策》。顺便搜出一些洛学、蜀学书籍……
不禁还好，禁了等于给朱铭扬名。
待风头稍过，《道用策》首先就在太学里面加速传播。
好多太学生，利用课余时间，偷偷阅读洛学、蜀学、道用学书籍。朝廷禁什么，他们就看什么，主打一个刺激。
甚至有人求购《大学章句疏义》，想知道里面究竟写了什么东西。
正好，朱铭寄了一本给陈东。
南郊，太学新校区。
陈东已经升为太学上舍生，他去朱探花石炭铺取了包裹，当场打开发现居然是禁书。欣喜之余，又不敢声张，揣在怀里悄悄拿回学校。
上舍生待遇不同，宿舍都升级为两人间。
“应道，快看这是何物！”陈东献宝似的拿出来。
王俊义瞥了一眼封面，惊喜道：“大学章句……”
“小声些！”陈东连忙提醒。
王俊义家住会稽（绍兴），是王羲之的第三十世嫡孙，族谱详细做不得假。他后来有个堂侄叫王佐，是朱熹的同榜状元。
王俊义在学校学习新学，私底下却是洛学弟子。
两人关好门窗，凑到一起阅读，越读越是兴奋。
王俊义说：“朱金州真乃当世大儒也！”
陈东愤愤道：“可惜不为奸党所容，陛下真是昏聩糊涂了！”
王俊义说道：“此书一出，可传万世，三纲八目乃天下儒生之准绳也。”
“须得让更多人看到。”陈东说。
王俊义想出个法子：“你我用左手抄录，装订之后，丢弃到太学各处。”
陈东说：“我知有两位学录、一位教授，他们也私下修习洛学，可丢弃此书到他们房前。”
王俊义说：“上舍还有一些同窗，他们也在读禁书，亦可塞入其寝舍。”
二人不但自己用左手抄录，还在装订成书后，于扉页写了一行字：“此真道学也请阁下誊抄传播。”
越来越多学生加入抄写行列，只用了一个月时间，《大学章句疏义》就从上舍传播到内舍，甚至在外舍也有零星出现。
还有不嫌事儿大的，在太学的大门、茅房、墙壁上写字：三纲者，明明德，亲民，止于至善。八目者，格物，致知，诚意，正心，修身，齐家，治国，平天下。此圣贤大道，君子之绳，不可不察。
禁书的传播速度，远远快于正常书籍。
到秋末之时，就连朝堂官员，都已经接触到《大学章句疏义》。
有学生不甘寂寞，抄录书籍之后，专挑名声还算好的官员，偷摸跑去其宅第，猛地扔到围墙内。又或者把书扔在门外，敲门之后立即开溜。
朝廷禁朝廷的，大家看大家的。
半年时间不到，东京的读书人谈论学问，张口三纲八目，闭口修齐治平。
在士子口中，朱铭不再叫朱探花、朱学正，而是唤作朱金州、朱大学。
一些京朝官给亲友写信，也会主动推荐《大学章句疏义》，说这本书可以批判阅读，最好让族中晚辈也去批判一下。
(本章完)